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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引用 [转载]听傅国涌谈“过去的教育”   

2012-08-02 18:39:34|  分类: 转载精品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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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转载]听傅国涌谈鈥湽サ慕逃
   
    前不久,我在成都见到了傅国涌先生。对于“傅国涌”这个名字,我是很熟悉的,不但读了他大量关于民国知识分子的文章,还曾买了他的《
1949:中国知识分子私人记录》一书拜读。真的算是“久仰”。

他这次来成都给校长们做培训。我前去聆听了他的讲座《过去的中学校》。这里的过去,指的是“民国时期”。

民国时期当然不是什么都好,但教育比现在好那是一种客观存在。当然,要论校舍论设备论硬件,“那时”肯定无法同现在比,但论所培养的大师级人物的数量,现在同样无法与“那时”比。

秘密何在?

我认为是两个字:自由。

用傅国涌先生的话来说,教育应该让人的生命充分展开。什么叫“生命的充分展开”?他以金庸和穆旦为例。金庸一生成就非凡,无论办报还是写小说,都达到了生命所蕴含的创造力的巅峰。这就是生命的充分展开。而他的大表哥穆旦,本来是一流的诗人,其诗歌水准远在徐志摩之上,但最后连诗都不能写,只能翻译,其生命显然是蜷缩的,没有能够充分展开。

傅国涌以民国时期一些小学的校歌和校训为例,谈当时学校对人的教育,是一种有文化高度有人性温度的教育。他说,无论一个时代有多么败坏,总有一些人会看到未来。

他这样概括民国教育的特征:第一,是人的教育。第二,教育具有独立性。在谈到“人的教育时”,他引用了爱因斯坦的一句话:“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。通过专业教育,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,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。”

他说,教育是建造一个一个的“器皿”。教育永远没有复数,而只有单数,必须面对一个一个具体的人。教育也不能只考虑“有用”。他以让自己的孩子学笛子为例:“我让孩子学笛子,虽然对考试没有,但对他的生命有用。”

民国时期的教育是自由的教育,尊重人个性的教育。傅国涌讲了一个故事,这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虽然很多人都已经知道,但重新听这个真实的故事,我还是感慨万千——

1941年,重庆南开中学举行毕业考试。面对物理试卷,学生谢邦敏一筹莫展,虽然他极富文学才华,但数理化成绩一直很糟糕,最后他不得不叫白卷,可是他又心有不甘,便在试卷后面赋词一首,调寄《鹧鸪天》:“晓号悠扬枕上闻,余魂迷入考场门。平时放荡几折齿,几度迷茫欲断魂。题未算,意已昏,下周再把电、磁温。今朝纵是交白卷,柳耆原非理组人。”

这事放在今天,除了给零分还有什么结果呢?何况当时判卷的物理老师是魏荣爵,其教学水平之高、教学态度之严谨都是有口皆碑,决不是不负责任胡乱评分的人。但是,魏荣爵却也赋诗一首:卷虽白卷,词却好词。人各有志,给分六十。使这位偏科的学子得以顺利毕业,并考入西南联大法律专业,后来登上了北大讲 坛,1949年后曾是北京第一刑庭庭长。

这就是民国的教育。

傅国涌也谈到社会对教育的影响:“如果社会没有信,教育再好也没用。”但同时,他也强调:“在任何时候教育都可以有所作为。我改变不了中国,但我可以改变我的课堂。”他引用一位一个老师说:“我无法改变中国,但我可以在课堂上给学生一些信息,这些信息是教科书上没有的。”这里的“信息”也可以叫做“线索”。今天“没用”,说不定哪一天,孩子长大了,这线索也就“有用”了。

谈到“批判”,他反对不问青红皂白一股脑的否定,他认为批判的前提是对批判对象的了解。他说说:“批判是需要了解,需要进入的。”

他又说,那时候许多中小学教师,都是大师级的学者,比如钱穆、叶圣陶、朱自清、夏丏尊、丰子恺、朱光潜、老舍、吕思勉、钱南扬……他们今天在小学,明天可能就直接到大学做教授,比如朱自清。他们从小学到大学,进退从容而自如。

现在还能找到这样的中小学教师吗?我多次说过:“与老一辈大师相比,我们连学者都谈不上!”现在还有多少老师在业余时间读书的?不少中小学老师的人文视野是相当狭窄的。傅国涌在讲座中提到“林昭”,我就想,现在还有多少老师知道“林昭”这个名字呢?

傅国涌说,现在我们知道的一些近代名人,大多是具有破坏力的人,其实不少具有建设力的人被我们忽略了,比如卢作孚。在今天,我们要努力增强建设力,增加这个社会的正能量。从自己做起,从自己的课堂做起。

他谈到年轻人要甘于寂寞做学问,不要浮躁。他说,他受益于几位老师的点拨:“先抓大的,再抓小的,最后抓中等的。”“不要空对空,要地对空。小切口,大问题。不要写东西,要写读书笔记。十年后再写东西。”这些只言片语,让他受益匪浅。只是,他苦笑道:“在这个浮躁的时代,还有多少人能够等‘十年后再写东西’呢?他等不及了,因为他要买房啊!”

傅国涌的讲座,言语平实,态度温和,但有着内在的力度——这点和谢泳有点相似。并不是他的每个观点我都同意,相反,有的说法我觉得还可以商榷,比如,他多次谈到民国一些小学和中学:“从这学校走出多少‘家’啊!”我觉得不能这么简单地说,因为当时能够读书的人并不多,学校也很少。能够读书的孩子都是有钱而且有天赋的,刚好就读不多的那几所学校。这些学校百年之后的今天,便“硕果累累”了。另外,卢作孚、梁漱溟只是小学生学历,但他们之所以能够有成就,除了他们所接受的教育,还有他们的天赋。这点往往被人回避(不是忽略)。那一时代同样的小学生还很多,但不是人人都能成为范用、梁漱溟……还有,我也认为,不能把所有都推给“体制”,教育有自己的独立性,但我们现在的中小学是不可能脱离政治脱离体制的。须知在当今,连真正的“公民教育”在学校都成为禁区啊!是那个时代的宽松自由,让尽可能多的人生命得以自由的舒展,也让教育得以自由的发展。

但是,傅国涌先生呼唤当今的教师的责任感,呼唤每一个教师从自己的教室里开始,给教育以温度,给学生以自由,这是对的。

吃饭时,我和他聊到“教育家”的话题,我说我现在不轻易说“教育家”,我也不认为“教育家”是谁“培养”的,教育家就是自己成长起来的。他说:“对的,我用的是‘生长’这个词。”我说:“嗯,‘生长’这个词好。社会为教育家生长提供土壤,政府可以为教育家生长提供空气、阳光和水,但教育家是否能够生长起来,还得靠教育者本人。”

一句话,教育需要自由的空气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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